费罗兹虽然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是他对政治却不感兴趣,这可能源于他的家庭影响。但他很快就彻底地转变了。当他16岁时,阿拉哈巴德市国大党委员会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当时,费罗兹正漫不经心地站在人行道边,身靠着自己新买的自行车,与许多人在一起看热闹。疯狂的警察不但殴打了参加示威的群众,还痛打了费罗兹,这次无故遭打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绪。虽然他对政治的兴趣发生得较晚,但是,兴趣一旦发生,它很快就强烈得像暴风骤雨一样。那时候,殖民当局不但要求其雇员个人向其效忠,而且强烈谴责他们听任自己的受监护人或家属参与政治性鼓动,家中出现一个独立主义者就会断送全家人的前程。因此费罗兹的转变引起全家人的惶恐,就在他被警察殴打后,他又遭到了家里人的毒打,而且每次他参加国大党的活动后,都会有同样的毒打。费罗兹对此毫不在乎,他越来越深入地投身政治斗争。1930年,他第一次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他入狱后不久,他的母亲就找到了圣雄甘地,请求甘地劝导她的儿子放弃政治,重新开始学业。甘地没有这样做,他温和而又坚定地向费罗兹的母亲指出,她儿子正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事业,她不应拖他的后腿。她谈到儿子的前途,为孩子荒废学业而担心。甘地告诉她,在独立的印度,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靠用功读书得到多少,而是他自己被捕下狱的次数有多少。甘地评价费罗兹说:“如果能有七个像费罗兹这样的青年,我们就能在七天内赢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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