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中华文化。在近代史上，我们有一个短暂的启蒙思想的发起。第一个通晓英语的马建忠，第一个译述《天演论》的严复，第一个创办京师大学堂的梁启超。而比这些第一个文化事件更深入的是，在汉语中出现了新的经典词语，就是人、人性、人道、人文、人本等等。这些词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都有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给了它新的定义。
人是一切的尺度，这是启蒙运动的真正意义，一切要从人开始。但是这个花期太短暂。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启蒙思潮的花期那么短暂就过去了？关于启蒙思潮，恩格斯有句名言：地球上的最高花朵是人思维着的精神。这些花朵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开了，可惜花期短暂。这里我补充一句，我用的是“最高花朵”。大家看现在马恩全集的经典译本，不是用的“最高”。我找懂德语的专家朋友，他说你这个翻译可能在汉语中更到位。我说“高”还是有依据的，它不在美丽上，不在华丽上，不在灿烂上，而在思想的高度那个意义上来谈。而且我们的汉语文献中也可以找到我的依据，就是李商隐的两句诗，“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我们的20世纪是两次欢呼太阳的世纪。20世纪20年代我刚才讲的短暂的花期，第一次日出，日出即晦。在第一次日出的时候，中国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艾青。他最著名的诗篇就是《向太阳》《黎明的通知》。我们第二次迎接太阳，是“文革”后的又一个启蒙时期，重新回到人是一切的尺度，人是一切的出发点。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又一次转折，我把它称为又一次花期，又一次日出。你看艾青这个诗人，他一开始写的是《向太阳》《黎明的通知》，在被放逐到新疆几十年后，“文革”后他归来，归来后他歌唱的诗就是《光的礼赞》。我这一代，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20世纪的“三〇后”和“四〇后”这一代，是没有赶上第一次日出却来迎接第二次日出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