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潘汉年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举行杭州秘密会谈的前后，袁殊又回到了上海。袁为其未来的政治出路计，他一方面和吴惺亚继续保持关系，一方面又分别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为了表示悔过之心，他把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潘汉年。为了窥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又情绪沮丧地对潘汉年说：
“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怪亚有联系，另方面和本驻二海领事馆也有联系。”
潘汉年自然清楚袁殊说这番话的用意：希望中共能凉解他的过失，重新给他一个为革命作的机会。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口开故的前夕，用好袁殊这类特殊的情报人员姑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同意恢复袁殊的情报关系，并指示说：
“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他多向服务的情报身份。和昔日不同的是：那时他的脚是踏在共产党的一边，两只手伸向四面八方；而今他失掉了脚基，只有伸向四面八方的两只手了，
潘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袁殊的情况，并专门研究了如何争取袁殊为我所用的问题。这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在中央特科时代也认识袁殊。潘、康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殊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但“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要看以后我们的工作和他们自己的态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