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撰写“新路向”一文的初衷和主旨。当然，我认为这些想法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或多或少是可以参考的。不过最近《史学月刊》提出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又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我思考的核心问题便是本文题目所示：积极面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多途发展。我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是出于对当今史学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判断，同时也得益于古代史学的启示。20年前，我在撰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的史学卷时，受到白寿彝先生的启发，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特点概括为“史学的多途发展”，并从朝代骤兴骤亡、门阀统治、民族关系、《史记》《汉书》的广泛影响等几个方面，用以说明史学多途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其后，我在撰写《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时，沿用了这一见解，受到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赞同。所谓“多途发展”，一个最直观的反映，即是从少数几部史书附于《汉书·艺文志》“春秋”类之后，到《隋书·经籍志二》史部书所含13类这一重大发展，而《隋书·经籍志二》史部所著录之书，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种类上，多出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家及学人之手。可见，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时代，是历史条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