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直言，智囊团这种名称，他始终以为不适合用于中国。
但是参谋问题怎么解决呢？他以为，可以延揽具有专门学问者、通晓政理者若干名，以备咨询，而战时已有各种专门军事参谋机构，已经足够。
抗战期间的幕僚考选
抗战期间，对于军政首长的青年幕僚的考选，当时任何应钦参谋的陈桂华曾谈道：“何敬公要求参谋的条件是要学校成绩好，会写文章。何敬公是参谋总长，有很多讲演和讲话，参谋要会帮他写稿子。我陆军大学毕业考前几名，我还参加军事论文比赛得过第一名，所以，他选了我去。”那时候，他和汪敬煦都是何应钦的侍从参谋。他本人是黄埔军校十一期毕业生，1940年考取陆军大学，1943年毕业，8月开始给何应钦将军做侍从参谋，前后有六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时，蒋介石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下有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先是何应钦。另外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也是蒋介石，参谋长是美国的魏德迈，底下有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
幕僚文化素养，显然是考选的重要一环。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有的部队害怕面对记者，害怕负责任，于是干脆就说，打仗都来不及，哪有闲工夫来招待记者啊。
前线将领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是逐渐认识到其重要性的，有一次曹聚仁在开封访问孙殿英，他就不懂得新闻记者为何要采访，后来经过他的幕僚解释才和新闻界谈起了战场上的掌故。有一天晚上，他在会场上作朴素的演说，他说道，别人没做过汉奸，不知道汉奸的滋味，“我孙老殿做过汉奸，尝过这味，以后孙子王八蛋才做汉奸”。曹聚仁说这是英雄本色，脱口而出，是很好的新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