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报纸在19世纪后期也有出现过报道筹划的踪影。如《申报》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月楼案”、“秋瑾案”等报道轰动社会，有始有终组织得比较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民营报纸也有过不少救助社会的公益性新闻事件策划，如邹韬奋办《生活》周刊与《大众生活》时，多次发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并开展报道，同时也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大公报》、《文汇报》等也都进行过类似的策划报道。即便是当时的国共两党的报纸，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这样的实践。如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意义重大，整个改版的过程，从某方面来讲也是精心筹划与设计的一次新闻业务策划。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强调报纸的宣传作用，突出发挥新闻的“宣传、组织与鼓动”职能，报纸时常打破“刺激——反应”的惯常采编模式，由被动状态进入主动状态，所用材料主要为宣传服务。传播活动中的这种“主题先行”观点，实质上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新闻宣传业务策划的理论要求。改革开放初期，晚报的流行不仅意味着党报单一品种的改变，它培育了报人一种新的办报理念，即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更为殷切。为了同综合性的机关报相区别，策划理念开始自觉进入报人的大脑。但作为新闻策划的重要内容，这一阶段媒体对潜在新闻资源的开掘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至20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的竞争阶段，新闻策划的元素组合日渐复杂，媒体报道新闻的自觉程度、规模、强度、全息性等增加，新闻策划成为新闻市场生存重要的手段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