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生逢其时，较少旧的束缚，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进取心强，创造意识突出，显示出盎然的生机。
凡此等等，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终于走上了振兴之路。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大致如此。
这是近2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然而，学风的失正，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件“小事”就是近些年来史注的衰落。
中国史学发达，而史注的发达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史记》有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众家之说以丰富其书，注文字数几近于原书；《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也都旁征博引；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考多是关于一事众说以存其异等，后人读他们的书，考镜源流，原原本本，可以了然。中国史注的发达，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体例。然而近20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微，其严重者以至于“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居安思危，可不惧哉！至于浮华急躁之心，目空前贤之论，热衷于构建体系，陶醉于标新立异，这些不良的学风在史学界亦多有反映。这种不良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殃及古人。譬如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帝王训政丛书》，其中有一本《唐太宗治国训政》，全书所录竟是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而编著者和出版者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这是全文照录《贞观政要》，从而欺骗了一般读者。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贞观政要》一书多是唐太宗同大臣们的问对论政，书中有许多唐初大臣们的言论、奏疏，还有几位名臣的传记，这些怎么都可以归到“唐太宗治国训政”的名目之下呢？这样践踏古人、践踏史学名著的做法，说明当今的学风已经不良到何等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实在是不可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