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样，改历后，必然引起岁时节日习俗的变化，已成为无可更改的事实。首先，就是一些有意义的新式节日、纪念日相继出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在中国传统的岁时礼俗中增添有意义的节日的建议。梁启超就曾在《清议报》印行一百册之际和癸卯年（1903）元旦时，两次提出此问题。他认为“东西各国，每年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为国民荣誉之纪念”，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等开国成功纪念日。这种庆祝活动，可以使人记已往，振现在，励将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增添强国、勇猛、进步、自立的气氛。而我国向来无此风气，号称一年中普天同庆的节日，也不过是元旦这一天。而元旦不过地球绕日一周而复、毫无意识之天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或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人对于前人的事业，则只有考据而无纪念，因此历史的思想极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也因此不生。[67]梁启超批评旧历元旦的庆祝有些过激，但他能从爱国、爱团体、爱事业的角度，提倡学习西人设立富有意义的庆祝节日，都是很有见地的。进入民国以后，有这种认识的人多了起来，逐渐汇成了政府的共识，在传统岁时节日以外，逐步增加了不少有纪念意义的新式节日，为中国的节日习俗增添了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