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思想出现变革则是在明中期正、嘉以后。此时，朝廷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渐趋削弱，统治的松弛为文学复兴创造了一个社会环境。阳明心学的崛起，标志着与传统文化思想相对抗的、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特质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王守仁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在于探索圣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圣人与“愚夫愚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王守仁肯定了“愚夫愚妇”通过“良知”而达到“圣人”境界的可能性，他力图把儒家思想从士阶层进一步推向民间，将他的“良知”说作通俗化的处理，主张“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王守仁“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突出了人应该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个人的发展和自我表现开拓了无限的可能性。以后的泰州学派，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人欲的需求，对传统价值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这种思想配合着日益繁荣的城市商业经济和由商品交换带来的平等意识，包含着某种平民的精神，并与市民意识相互影响、融合。这不仅体现了市民阶层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且给晚明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歌代啸》以及“三言”“二拍”等大量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越轨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方面的变化。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名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初刻拍案惊奇》中亦有异曲同工的“如今的世界，有什么正经？有了钱，百事可做”之言。这种赤裸裸的拜金意识在这些文学作品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伦理观的变化也很明显。如《禅真后史》公然反对寡妇守节，说它不合人性人情，而应“三媒六证，大落落地嫁一丈夫，倒也干净”。《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满少卿饥附饱飏》谈及男女地位时，指出现状之不合理：“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些内容已包含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