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望着董慧那惊愕的表情，其尴尬情景是可想而知了！事后，他违愿同意许玉文随他南下香港，行前又把董慧约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见面。他交待完有关的工作安排以后，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说道：
“安心工作，要忍受住寂寞，我会给你写信的，也会来上海看你和同志们的。”
潘汉年在这近二年的时间中，数次往返于港沪之间，领导敌占区的情报工作，的确创造了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许多奇迹。例如：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夕，潘汉年曾通过香港的情报班子，以及在重庆的阎宝航同志相继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并及时电告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遗憾的是未引起苏方的警觉，致使苏联付出惨重的代价。也就是在这两年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中，潘汉年和董慧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
董慧只身留在上海，在其父任董事长的上海道亨银行分号中任职员。诚如刘人寿同志所回忆的那样：“董慧同志的工作机密性很强，允许接触的范围很小，不能过集体生活，每天生活在银行职员中。这种工作对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同志是很不习惯的。但在汉年同志的帮助下，她的工作能够适应，并做出了成绩。1940年至1943年，董慧同志负责管理经费收支。……她利用往来于港沪之间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会关系，传送经内部包装或秘密写的材料《包括请示和指示文件）。所以从1939年至1941年，我们并没有专职脱产的港沪交通员，但从未发现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