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夏天过后的五年里，我们一起划艇，并驾齐驱。我们都住得离查尔斯河不远。那是一片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水域，蜿蜒九英里穿绕波士顿，从牛顿北边经过剑桥直到波士顿港，河道曲折迂回，水面平静无澜，是划桨手的圣地。卡罗琳身材矮小，却能压得住超过她体重的分量，我管她叫“野蛮妞”或“小野兽”。我们从相隔几英里远的船库把赛艇划出，我能在几百码外辨认出卡罗琳的划艇动作。我会在埃利奥特桥或哈佛边上的威克斯行人桥附近等她，准备连珠炮似的向她发问，关于体形、速度，还有把大拇指搁在哪儿。要是比我早出门几小时，她一回家就会火速发出没有标点的电子邮件：“水面平静快点出来。”从4月到11月，我们时而一起时而单独地划过了上百英里。在最初那两个夏季，她忍受着我关于划艇技术的电话轰炸。“我想谈谈推力。”我用几乎疯狂的紧张语气说。要不就是：“你知道人的脑袋有13磅重吗？”“嗯……哼……”她回答道。很快我就听见背景里传来一阵轻柔的咔嗒声——她又开始玩电脑纸牌游戏了，这相当于她在电话里打了个哈欠。一天临近结束时，我们一起遛狗，比较手掌和手指上的老茧（出色的划手历经战斗后的伤疤），就像两个小姑娘在比较晒后的肤色或是那种带着小吊坠的手链。过去和未来，她都是更好的划手，所以我接受她的自鸣得意，发誓在游泳池里还以颜色。某年圣诞节，我送给她一张20世纪40年代的照片：两个女划手在英国牛津划着双人赛艇。她把照片挂在床边的墙上，在一条镶框横幅的上方，横幅上写着：“热忱是有用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