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的交响曲因其曲式庞大，结构复杂，所要表现的内容极其深刻，因此它的演出要求有超出普通编制的大乐队。1895年首演的第二交响曲，在庞大的弦乐组之外，还要有4支长笛（包括2支短笛）、4支双簧管、5支单簧管、4支大管（包括1支低音大管）、6支法国号和6支小号（由4支法国号、4支小号和打击乐器单独成组）、4支长号大号、6个定音鼓与许多打击乐器、3只铃、4架或更多的竖琴和管风琴，外加女高音、女低音独唱和合唱队。而第八交响曲常称“千人”交响曲，顾名思义，要求的演奏员和歌唱家数量更多。但是管弦乐队规模大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马勒是处理乐器组合最一丝不苟、最有冒险精神的作曲家，这方面恐怕只有柏辽兹堪与他相比。不断的指挥活动更充实了他那得天独厚的配器禀赋，他可以根据实践经验把配器中的细节都写得尽善尽美。马勒的乐器法极为详细的分句速度和力度标记，以及偶尔采用的不常用乐器（如第七、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中的曼陀铃），不仅表现他的巧思睿智，也是他的乐思的固有成分。
左图，阿尔玛和女儿 右图，马勒和阿尔玛在托布拉赫散步
从近代音乐史的角度来看，马勒是一位过渡性的作曲家。他是整个浪漫主义传统——柏辽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后裔，也是维也纳乐派——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尤其是布鲁克纳的后裔。在他的作品中回响着一个行将结束的时代的那些伟大主题：大自然、诗意、民间传说、人类的爱、对上帝的信仰、对人类命运的悲伤以及死的寂寞。但是马勒又孜孜不倦地试验，贪婪地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把浪漫主义交响曲和交响清唱剧无限扩展，直到最后解体。他仍然继续试验，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他的忠实学生勋伯格和贝尔格不仅捍卫了他，而且极大程度地发展了他，这就是马勒对新的世纪所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