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类：（1）接受性语迟；（2）表达性语迟；（3）接受及表达性语迟。第三类具有双重缺陷的语迟儿童，有很高的发展成为读写困难儿童的风险概率。JLD研究发现，仅有风险组儿童（Lyytinen P.et al.，2005）表现出上述趋势，他们在15岁时的PISA评估中，阅读理解能力仍然很差（Lyytinen，2014）。
在一项最新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二年级末时，大约50%的风险组儿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并且33%的风险组儿童达到了阅读障碍的诊断标准，而在无风险组中，达到阅读障碍诊断标准的儿童仅占9%[详见Lyytinen（2014）的讨论部分]。
总之，在当前的追踪研究分析中，我们主要是以JLD项目中的芬兰阅读障碍高危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回溯分析确认阅读障碍从儿童出生开始的表层因素。结果表明，风险组新生儿在加工语言相关的声音刺激时表现出右半球偏侧化。6个月大时，风险组婴儿需要更大的音长时间差异才能辨别出音位的不同（音长是芬兰语学习的难点）。从实践的角度，这两个早期测验指标所需要的技术——ERP和转头范式，均要求研究者具备专业知识并接受训练，因此很难进行大范围推广。相比之下，语迟评估指标更为理想，尤其是并发的表达性语言发展滞后，严重的接受性语迟儿童需要尽早地接受干预。在所有的预测指标中最有实践意义，并且也最容易得到儿童配合的测验，可能是字母知识、快速命名和语音意识等行为测验。从家长或教师操作的角度来看，在入学时使用一个简单的字母知识测验，就可以提供儿童未来是否会出现阅读困难的很多信息。而在早期鉴别之后，应当立即给予儿童必要的支持，这是阅读障碍预防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讨论如何提供这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