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全体笑了。
我扫视着那一张张脸上各式各样的笑，尽量使自己保持绝对的严肃。亲爱的读者诸君，你们知道的，我一向很会这一套。那一时刻，我竟体验到一种欺骗的快感。
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是我在公共汽车上帮助，不，欺骗过的那个外地的聋子写给我的。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梁所长：
您好！认识了您很高兴。您使我相信，雷锋还活着，并且会永远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虽然我没寻找到那位专治耳聋的气功大师，虽然我的双耳依然聋，但请不要以为我会失望。不，我一点儿也不失望。我此行之目的，只不过在于寻找，而并不在于根治耳聋。若我寻找到了那位气功大师，若他果真使我的耳朵恢复了听力，那我便也没有了从此想根治耳聋的心愿。而这一点是我目前唯一的心愿。
一个人没有了心愿，他的灵魂便会渐渐干瘪。我倒宁肯我永远是聋子，永远保留有想根治耳聋的心愿，永远寻找能使我恢复听力的人，永远产生一种实现自己心愿的憧憬和寻找某一个人的冲动……
其实我早已很习惯于聋。聋有聋的绝妙的好处，比如全中国的人，对“文化大革命”都该有反思的责任，而我就从不受这种责任的压迫。因为当年那一种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对我是一如既往的静悄悄。悄悄地开始，悄悄地结束，悄悄地运动了十余年。当年造反派对我有过特殊的照顾——允许我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权保持庄严的沉默，不跟随着喊口号。所以我在“文革”中从未喊过一句口号，连“毛主席万岁”也没跟着喊过。因为我无法判断，我以为我是在跟着喊“毛主席万岁”，而实际上是不是跟着喊了一句反动口号。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没参与打倒过谁，也没参与捍卫过任何人。我没正确过，所以也就没错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