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黑格尔把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现代法律的形成理解为历史必然性，而把自由理解为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遵从。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始终保持在康德的思想高度上，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从人与社会（或他人）的关系，即从本体论出发来理解自由问题的。他的《博士论文》之所以赞扬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因为正是这个学说表达出对命运束缚的抗衡和对自由的追求：“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不是阿尔谢斯特拉图斯的美食学，象克里齐普斯所臆想的那样，而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47]我们也知道，在写于1842年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无情地揭露了这种书报检查令以虚假的方式谈论的所谓“自由”：“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48]并为真正的出版自由大声疾呼。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统治者：“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49]马克思还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普鲁士政府的思想代言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并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恢复了“历史必然性”概念的本真含义，即它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法律，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0]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既通过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发现而揭示出历史必然性，又阐明了作为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的自由的局限性：即使一个社会已经认识了自己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它仍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时的痛苦”。在马克思看来，夸大人类在历史必然性面前的自由度，只会导致堂吉诃德式的结局，而“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1]马克思不但教导我们，必须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去追求自由，而且也给我们指出了争取自由的最贴近的道路——工作日的缩短，因为自由总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展开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必定会扩大工人的自由时间。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整个工人阶级要争得自己的自由，就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和制度，而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