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主义在这点上也和相对主义一样，只可能成为一种把自己当成局外人的那些人的学说。他们是无所承诺的人，或更准确地说，是仅仅把自己当作扮演一连串临时角色的人。据其所见，任何真理的概念都只有最小部分看来值得怀疑。而根据被构成的传统探究的合理性所提供的立场，显然这种人因其态度而被排除拥有任何足够的真理概念来进行系统的合理性探究。因此，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关于真理的结论，不如说是被排除在真理之外的东西，因而也被排除在合理性讨论之外。
尼采非常明白这一点。透视主义者切莫介入与苏格拉底开展的辩证论证，因为那种方式从我们的观点看将会卷入合理性探究传统，从尼采的观点看是受制于推理的暴政。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可与之争论的人；他是因其丑陋和糟糕的风度因而受到嘲弄的人。对辩证法的反应作这种嘲讽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格言式的段落中得到告诫。而格言的运用本身就具有指导性。格言并非论证。吉尔斯·德劳茨称之为“力量之剧”（a play of forces）[4]，即通过这种方式传送能量而并非得出结论的某种东西。
当然，尼采并非现代透视主义唯一的理智先驱，也许他根本不是现代相对主义的先驱。然而，杜克海姆在19世纪后期描述社会关系的传统形式的坍塌如何增加了社会的反常状态事件（anomie）即不规范事件时，提供了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两者先驱的线索。正如杜克海姆所刻画的，社会反常状态，是一种剥夺的形式，是在那些社会制度和风尚中丧失成员资格的形式。在这些制度和风尚中，规范，包括被构成的传统合理性规范，都得以具体化。杜克海姆所没有预见的是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同样的社会反常状态情形被归因于通过自我的成就以及对自我的报酬所取得的地位。这种自我，通过将自己分离出传统的社会关系，据说已成功地解放了自己。这种自我定义的成功以不同的形式免除了萨特式的个体式不诚。这种个体否认其确定的社会角色，德芬茨的流浪思想家之无家可归性，以及德里达保留的“内部”之间选择的预设性，虽然对已经建构好的社会和知识大厦来说为陌生人，但纯粹为了从内部摧毁之，或在决裂和终止的情形下蛮横地将某人自己置身于外。杜克海姆视为社会变态之物，现在却戴有哲学主张的面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