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句下，何休注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
何休的这段论述，根据《公羊传》，将《春秋》经所记历史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这应该是公羊家成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篇已做过这样的划分。同时，何休将《公羊传》“异内外”之义与春秋三世结合起来，将春秋时期的“异内外”也分成了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于“所见世”，“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传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传闻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由一“国”而“诸夏”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空间中的内外层次在时间中逐次突破、扩展并最终归于一统，何休就这样将“异内外”改造成了一个由分裂走向一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