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 自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夫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移也。（（观物内篇）之八）
夫好生者，生之德也；好杀者，死之徒也，用之好生也，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杀也亦以利。……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恶而已。（《观物内篇》之六）
邵雍鉴于王朝兴废的教训，感到空谈是无法“回天”的，并由此力主“务实”，这是与儒家传统有所不同了，他说：
夫天下将治，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观物内篇》之七）由此，他提出了“权”与“变”的观点：
“夫变也者，是天生万物之谓也；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因为，“三皇同圣而异化，五帝同贤而异教，三王同才而异功，五伯同术而异率。”“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观物内篇》之四）
纵然他苦心独运，竭力蝉思， 自宋而来的“颓波”，却绝非他所能力挽，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
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由乱而亡，况其不盛于汉唐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 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嗯！二道时行，何故治世少而乱借多耳时君子少而小人多那？曰：岂不如阳一而阴二乎！（《观物内篇》之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