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杜甫赴长安应试时，宰相李林甫以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让应考者全部落榜。此后杜甫困居京城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年过半百的高适仕途受挫后，辞官前往凉州，反而是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时才飞黄腾达，也代表了当时不少文人投靠边将的境遇。宋代苏轼评价这一情况时曾说，“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
在这些失意的文人中，就有一个名叫高不危的幽州人，他多次参加科举，最后只求得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官，对朝廷失望至极，说：“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
走投无路之际，高不危改名高尚，被安禄山聘请为掌书记，成为其叛乱期间的主要谋士。
后来，李亨的智囊李泌在分析安史叛军成员时就说，高尚等一批士人是安禄山的羽翼，认为“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却不知这些士人为何甘心辅佐一个不学无术的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