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庾亮、谢安诸人先后执掌朝政。他们的谈玄说理，势必使玄风畅炽，《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21]
顾和为江东士族，说明谈玄已非中原南渡士人之专有：七岁儿童竟能一句不漏地背出客主谈玄之言，若非平时耳濡目染，熟悉玄谈用语，岂能如此容易记住；顾和听到后夸奖不已，说明世人对谈玄说理的崇拜，于此可见东晋玄风盛炽之一斑。
在大族凌驾于皇权的东晋社会，上层社会的人物皆重谈玄，又使得玄学与政治密切相连，玄学思想深深地烙痕于东晋的政治生活，这亦成为东晋玄学之一大显著特点，名教皆自然在东晋得到了现实的证明。王导为政清静宽和，实行“网漏吞舟”“愦而不察”的宽松政治，思想根源乃出自老庄无为之治、简易之教的政治理想。谢安为政务求清静，成功地运用玄理指导政治，提出操切之政未必有益，认为误国不是清谈所致，而是由于清谈者不务实。他们往往礼玄双修，一方面从玄学中吸取治国思想，以冷静客观的政治远见，强调为政宽恕，无为而治，稳定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虽也常常周旋于名士之间，谈玄说理，却并不妨碍政务，更没有那种放诞不羁之举，而讲究务实之举。如庾亮谈玄不让他人，但在处理公务时却风格峻整，动由礼节；谢安欣赏清谈，却对其弟谢万肩负军事重任而以吟啸自高的行迹极为不满。名教与自然、山林与庙堂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