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插足改良派，转而出卖改良派的袁世凯，他写了一则《俳谐录》，以鸵鸟为喻，加以挖苦。说是非洲沙漠有大鸟曰鸵鸟，“栖之以丛囿，豢之以珍饵，清泉浴之，凄风播之，则驯狎依人，不施衔辔，而可以服乘，虽驾盐车载囊橐惟所命”。支鸟鹊笑之曰：“吾巢于榛棘之间，……以意进止，不受人役伈伈”而“以子之高材高足”，却“甘为人服乘，载重而不怒，出跨下而不耻，伈伈伣伣，惟鞭箠是惧者何也？”鸵鸟应之曰：是效橐驼之所为，“既得其饵而又窃其重”，“一受服乘而利吾身”。因此，“虽长策在前，利錣在后，奚恶矣”。鸵鸟终感愧忸，“不可以见亚非利加之凡鸟矣”。于是“振翮而去，至乎支那，化形于河洛之间，为汉冀州牧本初（袁绍）之裔，果得大将”。“冀州牧本初之裔”，就是隐指袁世凯。
对“赞助”强学会，遥控《时务报》的张之洞也予以揭露。这时，日本报纸说“支那改革，推刘坤一、张之洞为领袖”，章氏认为这是“党碑误凿”。张之洞是“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交持宠”，政变发生，张之洞“反倒戈新党，凡七发密电至京，诰谀长信，无所不至”。写了《劝学篇》以“欺世盗名”，认为“其学术高则为翰苑清流，下则为应试好手而已。乃既盗文学之称，遂抗颜以经济自诩，而所成卒至如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