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钟嵘在《诗品》中，的确提出了五言诗的“滋味”说。他之所以突出地提出诗歌的“滋味”问题，与他对诗体的看法、对玄言诗的看法有关。在诗体上钟嵘特别标举五言诗，他认为古老的四言诗有较大的局限，“文繁而意少”，所以自汉代以来已较少人作这种诗体了。另外他还特别对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提出批评，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8]意思是说永嘉时期，崇尚老庄道家哲学，世风流于虚玄的清谈，诗文的创作哲理多于文采，淡而无味……干巴抽象好像老子的哲学议论。那么对四言诗的局限，玄言诗的干巴，应该怎么办呢？钟嵘在《诗品序》对此做出解答。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