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生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政治思想不离儒家之道。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理国家，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之中，以实心务实政，因而思想中具有求实思想。
编订群书
康熙皇帝酷爱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订群书”。执政期间，除派人编修《实录》《圣训》《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之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撰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他对每部书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等各方面，都作周密的考虑，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当时宫内设有几座修书处，例如：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清文经馆。武英殿设有修书处及修书翰林。凡编辑、翻译及出版机构，均统领于武英殿总管。其机构设施相当完备。此项活动的开展，对我国古代文化贡献颇大。
一为字书。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康熙皇帝即提出修一部满文字书——《清文鉴》。他对侍臣说：“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失当，关系不小。”他将这一任务交给翰林院学士傅达礼，令他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集成一书，使有益于后学，但不必急于求成，要注重质量。编修过程，儒臣分类排纂，日以缮稿进呈。康熙皇帝亲自秉笔，逐一审订。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六月，全书告成，共二十一卷。十一月初五，康熙皇帝将此书颁赐王以下、内外文武大臣各一部。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显示出《清文鉴》的重大意义。自从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满汉广泛接触，尤其是八旗兵派往各地驻防，使满语语音已混有当地乡音韵味，这样便失去了纯满语的音调。《清文鉴》的出版，虽然并未能将各地的满语方言全部厘定与统一，但至少保持了官方通行的书面满语的规范与纯正。不仅便利于当时的流通与应用，而且造福后世。两年后，康熙皇帝又命教习唐古特书之官员阿尔必特祜、乾清门侍卫拉锡，会同蒙古诗读学士、中书等，编修《满洲蒙古合壁清文鉴》。继《清文鉴》之后，康熙皇帝又倡导纂修汉文字书，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康熙字典》。伴随国家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封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部更加完善的新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