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地区，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的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
唐文化在乐舞、杂技、绘画、雕塑和文学艺术方面，受当时西域文化的影响至深。
隋唐乐舞艺术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这里的“西域”是广义的，一方面是说龟兹乐、西凉乐等我国少数民族乐舞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是指中亚、印度音乐、舞蹈，通过西域通道，大规模地闯入唐人的生活。中国传统乐舞，追求雅正，艺术性、观赏性相对较差，节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从北魏就开始涌向中原，北齐胡乐盛行，后主高纬“唯赏胡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末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39]；北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氏为后，促成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隋唐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融入很浓的少数民族血统，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都在音乐方面有很高造诣，对西域及外国乐舞的引进发挥了推动作用。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就有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隋初“参定音乐”，郑译吸收龟兹人苏祗婆的八十四调理论，“以雅乐黄钟均的商音为最低音”，“其实即以清乐林钟钧之下徵音为调首。如此一来，既有传统的清乐理论为根据，而与胡乐理论亦能相应”。苏祗婆的乐理是来自印度的，郑译据以改造中国乐理，意义重大，“遂使胡乐顺利为国人所接受而得盛大流行，以致后来胡乐不断华化，终不闻有理论上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