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的玩赏、市井的繁华，在成化帝即位之前或者即位之初已经在各地悄然发生，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文化”继仕途、财富之后，成为新的价值标准。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了明朝中后期十分流行的一段话：“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康熙《华州志·风俗》引明代人言)但其实，诗书也是可以致富的。
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曾经说，当时有《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流行，不但“市井之徒”争相传诵，国子监的监生们也日夜记忆，作为谈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明人小说，不仅有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其读者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