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之于《通典》各门，或析或增，都概括地做了理论上的说明。他认为：“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这是说明他把《通典》的《食货典》《选举典》《礼典》进行厘析的原因，以及把《兵典》专论“成败之迹”改成阐述兵制的根据。他又认为：“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这是交代了为什么要增添象纬、物异、经籍三考的理由。他还认为：“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按：当作《后汉书》——引者）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