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昏聩、官僚坐食俸禄的腐败环境下，仍有一批欲挽天文历法之衰颓命运的勤政官吏和科学家在努力。他们或屡疏请求观测天象，重修历法，或投身于天文历法的研究和改进。后者如万历年间身为皇室宗亲的朱载堉在疏请改历不果后，先创制出《圣寿万年历》和《律历融通》二书，后又将《圣寿历》改进成《黄钟历》。《圣寿》、《黄钟》二历虽非尽善，但亦系朱载堉研究心血之作，惜朝廷并不理睬。与朱载堉同时的邢云路亦极关注历法的研究与改革，他在任河南佥事时曾上书请求改历，被钦天监官僚诬为“惑世”[8]，他又将郭守敬所定长4丈的圭表加长至6丈，测得回归年数值为365.24190日，这个数值比郭氏测定的365.2425日更为精确，距推算的当时理论值只小0.00027日，远远超越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水平。在明末新历的制定中，邢云路还做出了其他的贡献。
李之藻、徐光启是明末为修历而殚心竭虑的官吏兼科学家。李、徐二人都有深厚的中国算学基础，极为关注本朝的历法改革。当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他们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学习到西洋的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这为他们后来会通中西，制定出在某些方面超胜西方的新历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