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这一时期也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并曾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为其专制统治服务，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
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烽火连天的战场并没有中断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反，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相应的文化斗争也更为紧迫，在某种意义上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和引进，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从中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理论和实际的帮助。因此，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应用和发展的过程中，外国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如翻译选题的趋时性和实用性，译述形式的通俗化和民族化等，并在这些方面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也是整个民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据不完全统计，此期共计翻译马列经典原著378种，占解放以前翻译总数532种的绝大多数。[11]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合著的汇编本特别多，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革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如西洛可夫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和《辩证唯物论》等，也被翻译和介绍。特别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还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运动。与此同时，西方其他哲学的传播也有一定的进展，一些哲学流派受到了学界的较大关注。为了推动中国人民深入了解西方哲学，1941年，以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成立了“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设置专职的研究编译员。经过积极工作，翻译和出版了一些一流的译著，如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贺麟的《致多篇》、谢幼伟的《忠的哲学》、樊南星的《近代的哲学精神》和任继愈的《西洋哲学名著选辑》等。其中，陈康的工作最为出色。《巴曼尼德斯篇》乃是柏拉图对话中最难读的一篇，对理解柏拉图后期思想与前期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陈康以其深厚的功力将其译出，并加了九倍于原文的注释。这些注释包括文字校勘、词句释义、历史考证和义理研究四项内容。该注释1944年出版后，受到哲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超出一般柏学注释家远矣”的力作，“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一新风”。陈康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第一人”[12]。这一时期，一些过去没有受到重视或充分研究的学派，如逻辑实证论和新黑格尔主义，经过洪谦和朱光潜等人的努力，也传到中国，使中国读者得以有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它们的形成和理论特点，从而填补了现代西方哲学在华传播的某些空白。还有一些学派，虽不是新近输入，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重视和宣传，如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抗战时期就被“战国策派”等大力宣扬，形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三次“尼采热”。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比前一时期少了一些，但其中有些优秀之作，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园地，在内容上也更为精深了。尤其重要的是，此期西方哲学在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进一步结合起来，对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体系产生了推动作用。无论是贺麟的“新心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还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等，都是东西方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