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把“儒学地域化”的论说方式放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脉络里进行了一番解析，比较了两者在建构思想与社会之关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异同点。美国中国学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跟欧洲汉学非常不一样，因为它主要是战后发展起来的。“战略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构成了美国中国学研究观察中国的两个重要背景。所以从费正清开始，出现了“冲击—回应”的模式。以后的汉学家很大程度上是靠回应和批评这一模式而构建自身的体系的。从孔飞力开始首先开掘出所谓地方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开始追问所谓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并追问：到底这个现代问题是从哪儿来的？是对外部的一个回应呢，还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内部已经存在了转换的基本动力？通过这种追问，地方史研究逐渐对思想史的模式构成了挑战。人们意识到，几个精英的思想怎么可以解释那么多的社会变迁呢？于是有大众文化的研究相配合而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坚持思想史的研究，但是把社会史结合了进来，比方说艾尔曼从事的就是这项工作。《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这本书的优点与局限可以通过参照艾尔曼的著作看出来。艾尔曼关于“常州学派”的研究以及对从理学到朴学过程的研究，实际是要解释中国的现代思想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要解决今文经学作为近代改革思想的兴起，到底是对西方的回应还是另有别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他发现“常州学派”的发生与清代的宫廷政治、常州的社区生活的联系有关，这就越出了地方研究的范围。汪晖很同意戴逸先生提出的应重视北京作用的意见，认为不考虑到这一点，地方史就无法解释“常州学派”与清代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因为整个近代社会（不只是近代社会，到近代只不过更明显），社会的动员、流动、互动关系是一个无法用区域性范畴来解释的问题，纯粹的地方史研究尤其不能解释革命的产生。比如洪秀全、毛泽东出现于不同地区，可是为什么革命会最终波及到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