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关于本真性的争论似乎更多地涉及种族，而非音乐。2008年，在化妆品牌欧莱雅（L’Oréal）公司的一条广告中，碧昂丝明显被增白的皮肤引发争论。更近些时候，意大利裔美国人阿里安娜被指责故意让皮肤颜色更深，且在舞台上下皆挪用非裔美国人土话。在这些争论中，最利害攸关的便是文化的所有权。在由各种传统纠缠混合而成的流行音乐中，这一直都是敏感的议题。
但在这种新的动态中，性别也一样是基础性的议题。我说过，贝多芬模式的伟大性也同样适用于摇滚乐的先驱者，而20世纪摇滚乐明星的大男子主义（masculinism）在嘻哈音乐（hip-hop）有时候公然的厌女倾向中找到了当代的对等物。我在前文中也将贝多芬和一个观点相联结，即历史是由“伟大的男性”创造的，这种世界观中代代相传的便是图14生动传达出的这种对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盲目迷恋。这种对创造力的性别化区分咄咄逼人，它具有高度的排他性，比如，克拉拉·舒曼甚至相信女人不应该渴望作曲。
同样，在对作曲家的身份认同中也存在性别化区分，这在古典乐明星文化中居于核心位置。乐迷对明星产生身份认同和亲密接触，这一观念仍深深根植于当今的流行音乐之中，但如今已经有了非常不同的性质，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正是名人文化（celebrity culture）。社会学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将名人描绘为一种媒体的建构之物，其主旨在于提供“特权式的入口，以接近隐藏在超级巨星那遥远的、光彩夺目的表面‘背后’的所谓‘真正的’人”。正如利特勒的语言和标点符号所传达的，身份本身由媒体建构，一种通过操控外表和联想来创造出的事物，比如，碧昂丝和阿里安娜对肤色的操控。而这种对流动身份和自我塑造的关注也汇入一种文化——音乐作为生活方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