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对春秋历史的解说，初看颇显荒唐，比如他把“所传闻世”看作衰乱世，把“所闻世”看作“升平世”，把“所见世”看作“太平世”，这就和春秋时期的历史情况不能相符。春秋时期的历史，一般印象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乱，孔子都曾为此而浩叹。但是，如果循着何休的思路，从“《春秋》之文”、“《春秋》之化”的角度来考察，何休的解说似乎还称得上圆通。其实，即使单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何休的解说也很难说就没有一点历史真实性。春秋时期，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国家开始向人多地广的领土制国家发展。原先被视为夷狄的楚、吴等邦，这时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而原先自以为华夏的诸邦，在此过程中也大量汲取了所谓夷狄的文化。至春秋之末，楚、吴诸邦与中原诸夏已经无别，这就是“夷狄进至于爵”。虽然说这时“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是不合事实的夸大，但也还能找到一点点历史的影子。所以，何休看似荒唐的三世说，实则蕴涵着孤明卓识。
不仅如此，何休三世说是纯粹以人伦的道德理性的展开作为历史理性的展开的说明。何休解释《春秋》三世异辞的原因是“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三世之别根源在于所爱程度之别。儒家之仁爱由近而及远，推己以及人，故对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爱有等差，相应地礼有厚薄，体现在历史的书写上，就是详近略远，亲近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