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尽可能地推进新思潮的扩展，除了在校内工作外，并利用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如1922年，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电报去泸州，保释代英同志，并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将近一年。恽代英同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成都高师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时，我们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成都市有一个兵工厂，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内还有许多分散的丝织工人，我们派学生去分片联系，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乡村的农民中，也有学生去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当时成都经常发生罢工事件，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只要把吴玉章捉来杀了，罢工就不会发生了。”的确，当时四川的一些军阀对我很头痛，但是因为我和词盟会、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更因为当时群众伟大力量的支持，反动派也奈何我不得。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这时成都高师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当时年已四十四岁，当然不能参加，于是与杨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由于四川地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也不知道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即将开始了。